虽然人们放弃了对于其人生而言也许可能至关重要的信息（比如10年后会因为某种疾病而死亡），却丝毫不意味着放弃了一切，其依然可以基于生活中碎片化的信息就其生活做出自治的选择。

②在运营阶段，合作双方就特许经营协议的履行产生行政合同纠纷。台湾地区最高行政法院于民国95年在高速公路电子收费系统（ETC）征求民间参与建设与运营一案中的判决中指出：……上开评定‘最优申请人的决定，对其他参与竞争之申请人产生排斥的效果，亦即其他申请人将因而失去与政府签订特许投资与建设及营运契约之机会，形同未获准授予签约之权利，乃对于权利及法律上利益之消极损害，其虽非该‘评定最优申请人决定之相对人，但为该决定效力所及……自得提起撤销诉讼以资救济。

其中，⑥为纯粹的民事纠纷，不在本文的讨论范畴内。如果政府在招投标过程中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等标准而破坏公平竞争关系的，无论结果是否公正，都应当赋予竞标者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权利。台湾地区《国家赔偿法》第3条规定：公有公共设施因设置或者管理有欠缺，致人民生命、身体或者财产受损害者，国家应负损害赔偿责任。或者将该争议按照法律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国家是否对被诉行为给予了资助活动经费、提供活动场所等其他形式的支持，支持的目的和支持的程度如何。

在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私人主体几乎参与到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所有环节，从而大大增加了利益寻租的概率，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了追求个人或部门的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而与私人主体共谋损害公共利益的现象并不足为奇。其二，具备竞标资质且实际参与竞标的主体可对招投标程序和中标结果提起诉讼。然而要真正理清这种执法方式产生的制度机理，则必须深入到它的内部，辨明其中存在的法律行为结构。

虽然从成文法角度看来，为了防止执法机关通过行政罚款的权力牟利，早在1996年全国人大制定的《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六条和1997年国务院制定的《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中就已经明确了收支两条线的罚缴分离制度。在这种情形下，为了生存，违反行政技术标准的超限/超载运输行为必然普遍存在、遍地开花。[41] 【美】埃里克•波斯纳：《法律与社会规范》，沈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11] 如规定车货总高度从地面算起超过4米、车货总长超过18米、车货总宽度超过2.5米、单车40吨以上等都属于超限。

何况就算假设在立法当时已经找到了划线的最佳位置，社会环境条件的流动性特征也会使其变成刻舟求剑。同样在违法过剩的状态中，如果责令所有违法者都纠正违法行为（如要求所有公路货运车主都纠正超限/超载行为），其影响覆盖面将会很广，利益的牵扯程度也会很深，引发的行业震荡可能会非常强烈，甚至引起执法对象的集体抗争。

后者是指运输车辆装载的货物质量超过了车辆行驶证上核定的装载质量，主要是为了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保护相关人员生命财产安全，超载运输车辆一律不允许上路行使。另一方面则通过行政罚款的方式对超限违法者予以惩罚，由此产生威慑以避免超限违法行为的再发生。只是在以罚代管的执法博弈均衡状态中，刘温丽认为永城治超执法者的罚款违反了事实上应承担的义务，但在投名状效应下又无法通过正式法律途径救济自己的权利，愤懑之下只能通过自残方式主张自身在以罚代管的博弈均衡中所应享有的权利（超载）。如在公路货运治超执法领域中，假设对超载的违法者施加罚款，违法者可以将罚款数额作为商品成本加入货物的售价中，只要罚款数额不超过市场认可售价所承载的上限，那么违法者就能够将罚款作为成本予以内化。

违法过剩是指在由法律规则组成的法律体系中，被违反的法律规则占的比例过大，以及在适法主体上，违法的人数占适法总人数的比重过大。参见黄锫：《执法过程中陷阱取证的异化问题研究——社科法学视角的再思考》，《法学》2015年第7期。从国家立法层面来看，2011年生效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中第三条也正式将公路执法权力授予给公路管理机构，使公路管理机构成为行政法规授权的组织，具备了合法的执法地位。活的法律实质上是人们稳定行为模式的常态化存在，依此推之，以罚代管的长期存在应视为执法者在特定制度约束条件下为完成执法任务所做出的经济性选择。

而确保超限违法者切实履行第二性法律义务就属于治超执法者所应承担的第一性法律义务，如果治超执法者没有履行这种第一性法律义务（行政执法不作为或乱作为），那么就会产生它自身所应承担的第二性法律义务（执法者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而责令改正则切断了违法商品交易的可能性，违法者之前为此付出的成本将会全部沉没。

行政技术标准具体内容的确定属于特定专业技术领域中的问题，不同的行政部门会根据本部门专业领域中的技术要求出台特定的行政技术标准，以此作为执法者判断社会主体是否违法的依据，当社会主体的行为突破行政技术标准划定的界限时就推定为违法行为的发生[19]。然而，行政科层体制注重恪守法律规则与程序的理性特征虽然降低了执法权力的恣意，但也会导致形式主义的横行，行政官僚体制给予执法者固定薪酬的做法虽然保证了行政执法的稳定供给，但也使执法者缺乏提供高质量执法服务的激励。

且该现象并非孤立，根据王金伍的调查，山西某市辖区交通局300余名人员中仅有8人左右享受地方财政拨款支付工资福利，其余约数百名人员的工资福利全靠下属运政稽查队的罚款支持。[9] 行政法学界对责令改正的法律定性有着激烈的争论——包括行政处罚说、行政强制措施说、行政命令说、处罚附随义务说、性质区分说、独立行为说等，参见藤祥志：《责令改正的独立性原理探讨》，载胡建淼主编：《公法研究》2010年第八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另外还需注意的是，在违法过剩状态下，对违法行为正当性的集体认同感会导致违法者自我矫正违法行为的难度增加，因为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对自身行为正当性的认同感越强时，维持同类行为的动力就越强。从成文法规定来看，罗庄治超执法者在主要执法程序上并未有明显违法，因为《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40条授权治超执法者可以将超限货车引导至超限监测站，第67条授权治超执法者可以扣留超限货车，且根据《行政强制法》第25条的规定扣押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最长可以达60天（张高兴的悲剧发生在其货车被扣押后的第59天）。责令改正也属于意思行政行为的一种，只要执法者通过法定程序表达了法定的意思表示（常以格式化的法律文书形式作为载体，如责令改正通知书），那么责令改正就已经在法律上宣告成立。参见《利益驱使养鱼执法是道路三乱根源》，《法制日报》2013年12月4日期。

只是罗庄治超执法者的执法行为却违反了在以罚代管的博弈均衡状态中与违法者达成的共有信念所承认的责令改正不作为义务，使双方争议聚焦于是否纠正违法行为这一点上，即执法者要求先卸货（责令改正）、再罚款，张高兴则要求缴纳罚款、不卸货。第二是社会关系中的其他主体。

诚如学者所言，法律制度的存在应视为在某些相对稳定的约束条件下人们面对常规性社会问题的比较经济化的回应[7]。注释: [1] 用以罚代管的关键词在百度中搜索，我们可以发现交通执法、安全生产监督执法、城市管理执法、物价执法、国土资源执法、工商执法等领域中都普遍存在这一行政执法方式。

如在公路货运治超执法中，治超执法者（路政执法者）对超限违法者实施的罚款一方面可以作为其履行法定行政职责的合作信号传递给其上级（如公路局行政负责人、交通局行政负责人、同级政府行政负责人等），体现自身完成本职工作的信息。刘温丽案和张高兴案就是其中的典型：前案中刘温丽每月为支付购买货车贷款和运输成本费用，至少需要3万元的收入，而她在永城被执法者实施B型严格执法之前十天，已经被阜阳的治超执法者罚款5万元，这些因素都使其处在生活极度窘迫之中。

如果治超执法者在超限运输执法中采用以罚代管的执法方式，就具体表现为治超执法者同时实施了对超限运输行为责令改正的不作为与相应行政罚款的作为。为了形成稳定的社会合作秩序，使社会中的他者获知自身的合作意愿，个体就会发出一些表明自身属于合作者的信号。如后文将要论述的，这种特殊的双层义务结构为执法者在行政救济程序中逃避义务承担提供了掩体。在责令改正作为与不作为的选项之间，执法者诉诸社会主体共有知识[31]（common knowledge）的序数度量足以促使其选择责令改正的不作为。

基于此，以下将从制度成本与制度收益两个角度分别探讨执法者为何会实施责令改正的不作为以及为何会选择行政罚款的作为（包括收取罚款月票/年票）。[44] 执法者自身守法的行为也能传递作为合作者的信号，详细分析参见黄锫：《羞辱性法律惩罚的博弈分析——以深圳福田区警方示众处理卖淫、嫖娼人员一案为研究样本》，《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

不过行政罚款之于责令改正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对于以货币获取为目的的商品交易型违法行为，罚款作为成本可以通过提高货物售价纳入到交易价格中从而内化，违法者仍然可以获取相应的收益（虽然可能有所减少）。虽然制度成本难以量化进行基数度量（cardinal measure），但正如张五常所言，进行序数度量（ordinal measure）就已经足够[30]。

本文认为责令改正属于行政命令行为的一种类型，具有独立法律属性。不过由于赫伯特•西蒙（Herbent Simon）所谓有限理性[20]的制约，不完备法律[21]总是常态。

违法过剩下责令改正作为的高昂制度成本与义务缺位下责令改正不作为的低廉制度成本共同促使执法者选择后者。我们不能轻易将这种罚款收入的隐性返还视为制度设计的漏洞，如果放宽理论的视野，这一制度有着其存在的本土资源： 第一，自从1994年分税制改革实施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使得中央财政集中了主要的税收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则锐减（比例大约为三七开）[35]，这导致地方政府的财力十分羸弱。[3] 超限与超载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前者是指运输车辆装载货物的总质量、长度、宽度或高度超过了法定的限值或公路（包括了桥梁、隧道等）的特殊限定标准，主要是为了保护公路而实施的对运输车辆的限制，符合法定条件的超限运输车辆在取得许可证后可以上路行使。法理上而言，执法是为了恢复与维系理想法秩序的存在，这意味着执法本身不能成为破坏理想法秩序的因素，执法的合法性应该被蕴含在理想法秩序之内。

关键词： 以罚代管 行政执法 执法方式 制度机理 在我国行政执法实践中，以罚代管的现象普遍存在[1]，其意指行政执法者收取行政违法者的罚款后，放任其继续实施违法行为而不予纠正的特殊行政执法方式[2]。如在公路货运治超执法领域中，如果治超执法者持续对超载违法者进行罚款（包括收取罚款月票/年票），但并不责令其改正超载的货运行为，超载违法者则默契的持续缴纳罚款并继续实施超载的货运行为，那么双方之间这种相互合作的稳定行为模式就是治超执法领域中的博弈均衡状态。

如在公路货运治超执法中，责令改正不作为既可以表现为治超执法者没有开具责令改正通知书（意思表示不作为），也可以表现为开具责令改正通知书后并没有实际要求超限/超载违法者纠正违法行为（实力行为不作为）。只不过与普通个体不同之处在于，执法者主要是通过实施执法行为来传递自身作为合作者的信号[44]。

类似做法在我国行政执法机关内部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不过就其表现形式而言独具特色，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将罚款收入与执法经费间接挂钩，来激励执法者积极实施行政执法行为。这种权利（权力）义务结构显然与成文法律规范中所设定的权利（权力）义务结构不同，因为成文法律规范中的显性制度设置是执法者拥有实施行政罚款和责令改正的权力，这种权力也是执法者面对违法行为时所应履行的义务，而违法者主要承担缴纳罚款并纠正违法行为的义务。

​夏季五款茶 总有一款适合你

孕育科普：卵巢早衰为什么会影响怀孕？

财务预算的好处（财务预算的重要性）

孕育科普：卵巢囊肿会影响怀孕吗？

​孕育科普：二胎孕前检查要查什么？

【健康映像·名医在线】雀斑容易与哪些疾病混淆？

孕育科普：排卵期什么时候同房更容易怀孕？

和平营地ip地址怎么改（和平营地）

“我是眼科小医生”职业初体验 寓教于乐涨知识

​重庆迪邦专家讲解：异位性皮炎治疗时有哪些注意事项？